作者 | 王飞 于凯，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泉源 | 人民司法·应用对于以伉俪配合产业投保后，伉俪又仳离的，人寿保险如那边理？对此，现行执法并无明确划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高法意见稿）曾有详细条文涉及，但至今未正式公布，因而各地法院的裁判尺度并未获得统一。笔者试对上述保险支解问题，谈几点看法。一、人寿保险的价值确定问题仳离诉讼中，以伉俪一方为被保险人的人寿保险，应如何支解？以子女为被保险人的保单又如那边理？此类问题在审判实践中争议很大。

要解决好伉俪双方对保险权益的支解问题，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确定保险的价值。只管保险条约可以认为是一种投保人对保险人享有的债权凭证，可是保险金实现的不确定性决议了其差别于有价证券和物权凭证，既不具有流通性，也不能即时转为详细的钱币价值。{1}这决议了推行中的保险条约价值简直定方式具有特殊性。

在仳离案件的审判实践中，人寿保险价值确定的尺度主要有两种：一是所交的保费；二是保单的现金价值。仳离诉讼中，以所交保费作为人寿保险价值盘算依据的优点在于轻便易行。曾有法官主张：“在仳离时对所累计交纳的保险费都应作为伉俪配合产业支解。

”笔者认为，已缴纳保费不属于伉俪配合产业，不能作为保险价值确定的依据。支付保险费是投保人根据保险条约应推行的主要义务，是为使保险人负担保险责任而向保险人支付的用度。{2}随着保险条约的推行，保险费会转化为保险责任准备金，而未来可能实现的保险金就由保险责任准备金发生。

因此，对一个推行中的保险条约来说，买保险如同消费一样，作为一种投资支出，已经发生了产业权利的转化，已经不再是现存的、确定的产业利益。投保人用于缴纳保费的资金交付给保险人之后，即丧失所有权，而转化为保险人的资产。

因此，对保险费举行支解是不合理的。实际上，支解保险单的现金价值才是比力科学的方法。现金价值又称为解约现金价值或退保价值，是指带有储蓄性质的人寿保险条约所具有的价值。人寿保险具有给付性和储蓄性的特点，保险人为了推行条约责任，通常需要提存一定数额的责任准备金，这可以看作是保险人对投保人的一种债务。

现金价值即是保险公司在扣除退保手续费之退却还给投保人的部门责任准备金。{3}凭据我国保险法的划定，只有在退保或保险条约排除而且投保人已缴纳两年以上保费时才会发生；而现金价值是可以联合保险费缴纳情况、保险期限等因素而盘算出简直定数额的一种价值。

因此现金价值是保险条约所反映的可确定的价值，也是根据条约约定能确定的惟一权衡保险条约价值的尺度，与保险条约继续推行所享有的包罗保险金在内的种种预期利益无关。因此，对推行中的保险条约，应该支解现金价值。二、人寿保险的支解方法问题人寿保险条约的类型化思路。

人寿保险条约已理赔的，因获得的保险金数额是确定的，应归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所有，对此，审判实践中争议不大。笔者在此着重探讨的是推行中的保险条约的处置惩罚。伉俪双方及子女在保险条约关系中所处的职位差别，将会组合出数种条约类型。

如：伉俪一方为投保人、被保险人及受益人；伉俪一方为投保人，另一方为被保险人，受益人为投保人；伉俪一方为投保人，另一方为被保险人，受益人为子女等等。实务中，并非每种条约类型的处置惩罚思路都是奇特的，我们可以在分析保险条约主体在保险条约执法结构中的职位的基础上，对前述组合出的差别种类条约举行类型化处置惩罚。我国保险法的二次修订体现出被保险人中心主义的立法理念，有利于充实发挥保险的“社会稳定器”功效。

被保险人利益在保险条约执法结构中居于中心位置。我国保险法第十二条划定：“被保险人是指其产业或者人身受保险条约保障，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

投保人可以为被保险人。”在投保人非为被保险人时，保险赔偿请求权归属于被保险人。“须强调者，此赔偿请求权之归属于被保险人，并非由要投保人指定受益人所致，乃是基于保险内容在于赔偿真正受损害人之效果”。{4}保险法第三十九条及第四十一条划定“人寿保险的受益人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

投保人指定受益人时须经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变换受益人时须经被保险人同意。

”可见，保险人支付保险金所填补的是被保险人的损失而非投保人的损失，受益人受益的真正泉源是被保险人的指定，其内在泉源是被保险人以自己的身体或寿命为标的，成为保险条约真正的保障工具，也即保险条约的本质是为被保险人利益所订立的条约。{5}因此，为便于分析人寿保险的支解问题而对保险条约举行类型化时，只需着重考察伉俪双方及子女为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情形。据此，可把人寿保险条约类型化为三种，即伉俪一方既是投保人又是被保险人；伉俪一方为投保人，另一方为被保险人；伉俪一方为投保人，子女为被保险人。

各种保单的支解方法。1.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同为伉俪一方的保单。若投保人、被保险人两者同一，均为伉俪一方，仳离并不影响保险条约的继续推行；纵然受益人为另一方，投保人也可以通知保险公司举行变换。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发生退保和保险条约继续推行两种差别的效果。

如果伉俪双方在仳离前或者仳离诉讼中，双方告竣协议并由投保人作了退保处置惩罚，那么退保获得保险费或者现金价值，按伉俪配合产业支解处置惩罚即可。固然，由于存在不确定的保险金，出于利益最大化的思量，选择这种处置惩罚方式的一般会比力少，特别是在已经交足保险费的前提下。一般投保人会选择继续推行保险条约，如此以来，仳离之后投保人一方就会获得保险条约的利益，而另一方则有权要求获得相应的折价。凭据上文的分析，推行历程中的保险条约，其价值的权衡尺度为保险条约的现金价值。

保险条约的现金价值在保险条约的支解处置惩罚中有很是重要的意义，此时的现金价值并不仅仅是保险条约所具有利益的价值体现，更是因仳离关系中处置惩罚保险条约而发生的债务的权衡尺度。获得保险条约利益的一方，支付相应现金价值的一半数额给另一方，这意味着双方以保险条约为标的的产业支解的完结。

现金价值虽然是保险条约在退保或排除条约时才气实现的利益，可是并不意味着给付现金价值折价的一方一定要推行退保或排除条约的行为。因为，双方因仳离发生的债务已经陪同者折价款的支付推行完毕，保险条约的继续推行与否已经与另一方毫无关系。2.伉俪一方为投保人，另一方为被保险人的保单。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伉俪一方因为保险利益的存在，可以为另一方及其子女购置保险；一旦伉俪仳离，即意味着保险利益的丧失。

可是保险利益的丧失，并不代表保险条约的固然失效。凭据我国保险法的立法精神，事实上只明确了投保人在订立条约时，应具有保险利益，否则条约自始无效；可是并未明确保险利益在订立条约后丧失的，保险条约是否会受到影响。

一般认为，条约订立后保险利益的淘汰或者丧失，保险给付请求权不受影响。因为人寿保险一般都具有储蓄及投资的性质，投保人基于善意，为被保险人提供保险保障，若因为身份关系的消失而致使投保人的利益完全丧失，显然有失公正。{6}因此，保险利益的丧失，不影响保险条约的继续有效。在投保人与被投保人差别一的情况下，双方合意退保或继续推行保险条约均不会发生争议。

双方可通过保险条约的转让来实现对保险条约利益的支解，实际也就意味着投保人的变换。对仳离的伉俪双方来说，通过转让取得保险条约的一方，理应根据双方均认可价钱，支付相应的折价给对方。容易引发争议的问题是投保人要求退保而被保险人要求续保的情况下，保险条约效力如何？ 争议解决方案应体现出意思自治原则及被保险人中心主义的理念。在人寿保险领域，有许多特殊类型的保险，好比生死两全保险、年金保险、分红保险等。

这些类型的保险，如果仳离时举行支解处置惩罚，依据保险条约现金价值获得的折价款与保险条约应有的价值有很大的差距。因此为了尽可能维护当事人的权益，法官应秉持能动司法理念，见告当事人可在取得年金、分红之后或者发生保险事故并取得保险金之后，再行支解，详细支解比例应当根据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交纳的保险费和仳离后交纳的保险费的比例来确定。此种处置惩罚方式较为公正，但在某些情况下缺乏效率。

{7}好比年金或分红可能会按年度逐年发放，当事人每年都要提起仳离后产业纠纷诉讼，显然会发生诉累；再好比人寿保险条约的推行期限一般都很长，保险金取得的时间也一定相当漫长。因此，如果当事人差别意如此处置惩罚，要求仳离时即作支解的，那只能以现金价值为基础举行支解处置惩罚，因此造成的预期利益的损失，由当事人自行肩负。

但被保险人要求续缴保费，维持条约效力的，应获得支持。有学者也认为，在特定情形下，受益人可代投保人缴付保险费，从而维持保险条约的效力。

{8}法院可在伉俪间裁判变换投保人，获得保险条约利益的一方，支付相应现金价值的一半数额给另一方。上述方案引发的一个问题是：保险公司是否应到场诉讼？笔者认为，仅就该方案中涉及的投保人变换而言，没有须要追加保险公司到场诉讼。理由如下：第一，保险公司利益基本不受影响。投保人和保险人之间并不存在特殊的人身信赖关系，投保人的义务主要是交付保险费。

保险条约的建立或变换可通过特殊途经实现。在被保险人同意续交保险费的情况下，“向保险人表达了愿意成为投保人的意思表现即可，无需保险公司的同意。

”{9}第二，保险公司应诉努力性不高。上海某区法院经大致统计，2009年前三季度门路交通损害赔偿案件保险公司到庭应诉率不足五成。如此低的应诉率，纵然追加为当事人，也无大的实效。第三，有助于淘汰讼累。

仳离诉讼中，衡宇按揭贷款主贷人的变换同样涉及作为贷款条约相对方的银行。审判实务中，在变换主贷人时，也少少通知银行到场诉讼，从多年实践来看，此种做法提高了诉讼效率，淘汰了诉讼成本，却并未泛起什么大的问题。3.伉俪一方为投保人，子女为被保险人的保单。因人寿保险具有储蓄性，如属于用伉俪配合产业为子女购置的，可退保支解现金价值。

容易引发争议的是不退保的情况下，保单如那边理？可分为两种情况讨论：一是死亡保险；二是生存保险。属于人寿保险中的死亡保险的，即子女死亡后，受益人可以获得保险赔偿金的一种保险。仳离诉讼中，获得子女抚育权的一方对子女负有直接抚育、教育的义务，而另一方仅享有抽象的监护权，主要负有支付抚育费的义务及享有探视权。

从保险利益角度，对于不退保的保单，可以由获得子女抚育权的一方将保单现金价值的50%赔偿给原配偶，将受益人变换为直接抚育子女的一方。高法意见稿第四十五条的划定即体现了类似的思路。{10}属于人寿保险中的生存保险的，即子女存活到一定的年数，子女将获得一定数额的保险金。当生存保险金受益人是被保险人即子女本人时，保险条约效力如何？应如何变换、推行、排除？高法意见稿第四十四条划定：“保险条约以子女为受益人的，伉俪仳离后，作为投保的一方提出排除条约，对方提出继续交纳保险费维持条约效力的要求，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上海某法院曾在一起仳离纠纷上诉案件的讯断中认为：“伉俪关系存续期间，一方为子女购置的保险，应当视为伉俪双方合意决议对于子女的赠与，不应看成为伉俪配合产业予以支解。”{11}高法意见稿及上海某法院的看法均体现了被保险人中心主义的理念及优先掩护未成年人利益原则，值得肯定。但笔者认为，一方为子女购置的保险，可以认定为赠与，但不应当一概否认作为伉俪配合产业予以支解的可能性。若双方合意排除保险条约的，应允许。

同时，还应明确确立一种规则，即对于子女为被保险人的生存保险，需怙恃双方配合作为法定署理人提出申请方可排除保险条约。保险关系各方均应受该规则约束，尤其在伉俪双方仳离的情况下，应更有力掩护未成年人利益。此规则给保险公司谋划带来的影响是，其在投保人要求排除条约时，对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事项负有合理的审查义务。

此种审查义务保险公司是可以蒙受的，这至少在衡宇挂号实践能获得开端论证。处分未成年人名下的房地产时，衡宇产权挂号部门对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事项也负有审查义务。多年的衡宇挂号实践讲明，此种审查义务是合理的，能够平衡各方利益。

三、投保人的监护人能否行使保险条约排除权的问题前文讨论的一个假设前提是投保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在人寿保险的支解问题上，投保人可以自主决议接纳继续推行及排除条约等处置惩罚方式。仳离案件中，当事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是普遍情况，但不能忽视的一个问题是：当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作为仳离案件的当事人到场诉讼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是否有权排除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为投保人的保险条约？笔者认为，投保人的监护人享有受限制的保险条约排除权。

投保人主要权利义务包罗法定排除权和缴纳保费义务等。执法赋予投保人以法定排除权的目的在于掩护投保人利益。监护人在掩护、治理产业的历程中，有权举行须要的谋划行为和处分行为时，自然有权为被监护人利益行使保险条约排除权，只不外应尽善良治理人之注意义务。人身性是人寿保险条约区别于产业保险条约的显著特征之一，从条约建立之时起就存在。

现代保险业的生长趋势是保险品种创新历程中日益注重理财功效。保险立法、司法、谋划运动都要适应保险客户对保险条约保障与理财功效的需要。保险理财功效的实现要求投保人的权利能够完整，也要求在投保人成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后，其监护人能够行使完整的投保人权利。此种要求的正当性在于投保人的监护人的监护权受执法掩护，不能任意剥夺或减损。

由于投保人的权利和被保险人的权利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发生矛盾和冲突，投保人法定排除权存在侵害被保险人利益的可能。排除条约将使被保险人的期待利益落空，有可能打乱了其对生活的摆设。

因此，有须要对投保人法定排除权的行使作出限制。法定排除权的行使能使投保人获得现金价值，但这并不能说明法定排除权等同于任意支配的产业权。

因为投保人为被保险人投保，一定基于自身特有的考量，执法虽不去探知投保人的投保念头，但应该掩护投保人的投保行为，因此在投保人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情况下，应该推定投保人设定保险条约的意志保持稳定。{12}投保人的监护人要求排除保险条约的，应征得被保险人的同意，否则其排除行为不发生执法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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